试论刘禹锡的涉医诗(2)

2.2 贬谪异乡，积郁成疾

嵇康是魏晋名士，其风流多被唐人仰慕、歌颂乃至效法。刘禹锡在《偶作二首》中之所以提到嵇康，也正因自己怀才不遇的经历。诗人本为国家股肱之臣，与王叔文等曾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，即“永贞革新”，他们希望革除当时的诸多积弊，清除宦官佞臣，但未料这场革新只持续了百余天。随着顺宗退位、宪宗执政，革新失败，参与这场运动的一众大臣也都受到朝廷的惩处，这就是唐代政坛上著名的“二王八司马事件”。“六月癸巳朔，以册太后礼毕，赦天下系囚，死罪降从流，流以下递减一等。……(八月)壬午，左降官韦执谊、韩泰、陈谏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韩晔、凌准、程异等八人，纵逢恩赦，不在量移之限。”[5]“初，禹锡、宗元等八人犯众怒，宪宗亦怒，故再贬。制有‘逢恩不原’之令。”[6]4210“量移”指因罪贬谪的官员在遇赦之时可酌情迁至近处任职。由文献可知，这场“永贞革新”给刘禹锡这些励精图治的大臣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，策划及参与这次运动的人非死即贬，由于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，刘禹锡等人犯了众怒，即便遇有“量移”这样的机会，他们都不在宽赦范围内。这对于才名卓著且存救世之心的刘禹锡而言可谓打击巨大，所以他的很多诗作也抒写了抑郁之情。如《思归寄山中友人》：“萧条对秋色，相忆在云泉。木落病身死，潮平归思悬。凉钟山顶寺，暝火渡头船。此地非吾士，闲留又一年。”思乡之苦以及对襟抱不得施展的慨叹构成了此诗的愁情基调。白居易曾撰《醉赠刘二十八使君》，对刘禹锡的人生遭遇进行评述：“为我引杯添酒饮，与君把箸击盘歌。诗称国手徒为尔，命压人头不奈何！举眼风光长寂寞，满朝官职独中蹉跎。亦知合被才名折，二十三年折太多。”[7]557由于身处同一历史时期，白居易不但深切感受到刘禹锡的才华并为之折服，而且亲眼目睹了刘禹锡的遭遇并为之叹惋。如诗中所说，如此才情却被时运捉弄，而人生又有多少个二十三年可以蹉跎呢？刘禹锡自己也在诗中感叹“此地非吾士，闲留又一年”。被贬他乡、宦途失意、蹉跎岁月，这些深深的无奈长期萦绕心头，难免积郁成疾。《灵枢经》云：“怵惕思虑者则伤神，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。因悲哀动中者，竭绝而失生。”[8]所以，因情志不舒，作者经常会见“木落”有“病身死”的慨叹，其很多诗作便自然而然地提及了医药、病痛。

2.3 谪居巴山楚水，湿热缠身

如前文所说，刘禹锡的很多诗作还对湿热病证有记述，这与作者长期身处巴山楚水有关。如史料记载：“刘禹锡，字梦得，自言系出中山。”[9]“叔文败，(刘禹锡)坐贬连州刺史、在道，贬朗州司马。……元和十年，自武陵召还，……复出为播州刺史。诏下，……乃改授连州刺史。去京师又十余年，连刺数郡。”[6]4210“二王八司马”事件不仅给刘禹锡的心灵带来沉重打击，还令其长期遭受贬谪之苦。据文献可知，刘禹锡长期在鄂湘一带生活，而其地瘴气严重，正如其诗中所言：“邑邑何邑邑，长沙地卑湿”(《谪居悼往二首·其一》)；“寂寂重寂寂，病夫卧秋斋。……南国异气候，火旻尚昏霾。瘴烟跕飞羽，沴气伤百骸。”(《卧病闻常山旋师策勋宥过王泽大洽因寄李六侍郎》)刘禹锡生于河南洛阳，长期生活在长安。从诗人的记述来看，湿热的气候既让他感觉新奇，又让他深感不适，“瘴烟跕飞羽，沴气伤百骸”。在漂泊辗转以及“瘴烟”“沴气”的夹击下，诗人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，又兼“终朝对尊酒，嗜兴非嗜甘”(《偶作二首》)，湿热缠身却又终日借酒消愁，这毫无疑问会加重病情。《诸病源候论》云：“酒性有毒，而复大热，饮之过多，故毒热气渗溢经络，浸溢腑脏，而生诸病也。”[10]汤液醪醴虽然本可作药，但多饮贪杯，则会加重湿热之毒，而且对眼睛不利。所以无怪乎刘禹锡常在诗中称自己是“病夫”，说自己“扶病上高台”(《始闻秋风》)。

3 刘禹锡涉医诗的意义

3.1 为刘禹锡研究以及中晚唐士人心态研究提供新的视角

刘禹锡作为中晚唐时期重要的文学家、政治家，目前的研究大多围绕其诗歌的文学价值及政治价值进行探讨，而鲜有人关注其涉及医药内容的诗作。刘禹锡所作涉医诗在其作品中占一定比例，且都是诗人所见所感的真实记述。将这些诗歌置于诗人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分析，结合创作背景加以探讨，则不难看出诗人心态、身体状况与人生际遇的关联。这不仅为更全面地了解刘禹锡提供了新的视角，而且可为中晚唐士人心态的研究提供启示。

文章来源：《青岛医药卫生》 网址: http://www.yywsgw.cn/qikandaodu/2021/0626/1378.html